仇鹿鸣：高允与崔浩之死臆测——兼及对北魏前期政治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反思

内容提要

崔浩之死是北魏前期政治中的重要事件，素为学界所重视。高允是继崔浩之后北魏政权中汉族士人的代表人物，两人曾共事近二十年。从表面上看两人之间关系密切，世代交好，但崔浩为了保证其姻亲家族的利益，多次阻碍高允及其家族的仕途，高允早期的仕宦经历与鲜卑贵戚关系密切。崔浩持废佛的立场，高允笃信佛教且与崔浩的政敌太子拓跋晃关系密切，两人之间的关系中有着诸多的疑点，需要重新加以认识。

关键词：崔浩之死  国史之狱  高允

崔浩是北魏初期政权中汉人士族的代表人物，历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位高权重，深得北魏皇室的信任，却最终因国史之狱而惨遭灭门之祸。崔浩之死是北魏前期政治史上的一个关节点，素为学界所瞩目，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意见纷纭。[1]但受制于史料的不足与记事的晦暗，对此问题尚难有定谳。一般而言，前贤时彦对于崔浩之死的研究大都立足于胡汉冲突的立场上来展开讨论，进而论及有宗教、政争等多种复杂因素掺杂其中，最终激荡成北魏政治史上一悲剧性的大事件。胡汉之间的矛盾冲突无疑是这一时期北魏政治风波中的基本底色，也是崔浩之死的主要原因，但若仅从此立场出发展开讨论，往往容易将北魏政权中的汉人士族视为铁板一块，从而忽视了这一时期北魏政治斗争中的隐微之处。本文则试图另辟蹊径，从分析高允与崔浩之间的私人关系入手，来探讨在此时期渤海高氏与清河崔氏两个家族不同的政治选择，并对高允在崔浩之死中的作用提出新的假说。

 一

高允出自于渤海高氏，历仕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是崔浩死后，北魏政权中汉人大族的代表人物。高允以神䴥四年（431）征士的身份入仕北魏，此时崔浩已位居司徒的高位，从神䴥四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被杀，两人在北魏朝廷中共事长达二十年之久。

渤海高氏与清河崔氏两族间的交往，较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渤海高瞻率领宗族乡党数千家避地辽东，托庇于东夷校尉清河崔毖，并深得崔毖之信任。[2]此后，清河崔氏与渤海高氏之间交往日多，崔浩之父崔宏与高允之祖高泰曾共事于前秦符融的幕府，[3]北魏初期渤海高演则与崔宏之弟清河崔徽齐名，[4]可知两族之间保持了累世交好的密切关系，亦有相近的社会评价。

两族之间的密切交往，使得少年时代就才华横溢的高允，很早就为崔宏所赏识，并感叹：“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但恐吾不见耳”。[5]但与崔浩的年少得志不同，高允的仕进之路要坎坷许多。尽管其父高韬入仕北魏的时间仅仅稍晚于崔宏，但两人在北魏政权中所受到的礼遇相去甚远，加之高韬的早卒，更使得高允在政治上既无父祖之荫，又乏进身之阶。高允的青年时代是在家道中落的潦倒之中度过的，他十余岁时因祖父高泰的去世扶丧回到渤海乡里，高泰之死当在后燕灭亡之前，高允因此得以隐居乡间，躲开了燕魏之际战火的纷扰。其父入仕北魏之后不久即告去世，祖、父的相继故世使得高允一支在仕途上陷入困境，在将家财推让予其弟之后，高允甚至一度出家为沙门。高允性好文学，曾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后隐居渤海长达近三十年。[6]但颇为奇怪的是，尽管崔宏曾对少年高允的才华相当赏识，而在一般印象中，作为汉族士人的领袖，崔浩对于提携汉人士族更是不遗余力，但是在高允长达近三十年的隐居生涯中，权倾朝野的崔宏、崔浩父子并未对故交高允的仕途有所提携，此为高允与清河崔氏关系的疑点之一。

直至神䴥三年（430），高允才被外戚杜超辟为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开始自己的仕宦生涯，当时已年过四十。神䴥四年征士，高允与其他三十四名河北士人一起被列入征士名单，拜为中书博士。[7]后转迁为中书侍郎，延和二年（434），太武帝的宠弟乐安王元范西镇长安，高选僚佐，高允任其从事中郎，甚有匡益。[8]太延二年（436），乐平王元丕西征上邽，高允为其参军，同行者尚有巨鹿公刘洁。攻克上邽之后，元丕本欲诛其豪帅以示威，经过高允、刘洁的劝说，改用怀柔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9]太延五年（439），太武帝命永昌王健、巨鹿公刘洁、常山王素、乐平王丕、阳平王杜超率军平定凉州，消灭沮渠牧犍的北凉政权，高允参赞其事，以参谋之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太平真君三年（442），太武帝封其子翰为秦王，以高允为王傅，作《诸侯箴》以规谏之。[10]

从高允早期仕宦的经历中可以发现，其多担任北魏外戚、宗室的僚佐之职，与鲜卑贵戚过从甚密。而且高允与鲜卑贵戚之间的交往并非仅仅停留同僚共事的关系之上，而颇有私人的情谊包含于其中。例如，高允的出仕本缘于杜超的辟举，杜超死后，从子杜元宝牵连谋反之事，朝议欲追削杜超爵位，高允特地上表为之申理，[11]由此可以想见，高允与杜超之间交谊甚笃。但杜超出身微寒，只因为是太武帝的母弟，而得以骤然显贵，后来在太武帝的安排下，杜超与侨居赵郡的京兆杜佺联宗，得以冒姓为京兆杜氏。杜超这种伪冒士族的贵戚，本是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过程中所欲排斥的“假冒牌”，但高允却与之交往密切，可见两人在对待鲜卑贵戚态度上的多少有些不同。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高允关系密切的北魏宗室，大多为崔浩的政敌。高允先后担任乐安王元范、乐平王元丕的僚佐，后此二人皆因为刘洁之事而死，[12]如上文所述，高允本人曾与刘洁共同参与平定上邽之役，并在处理军事行动之后的善后事宜上持同样的意见，高允与刘洁之间也当有所交往。而刘洁恰恰是崔浩在政治上的主要对手，刘洁之祖本为慕容氏与拓跋氏联姻的陪臣，出身低微，三世仕于魏，是北魏早期所进用的汉族寒士的代表人物，[13]刘洁与崔浩门第悬隔，政见多有不合，为沮崔浩北伐蠕蠕之议，故意矫诏更期，甚至有废立之谋，事败之后，牵连甚广，[14]元范、元丕也牵涉其中，可知此二人亦属于崔浩政治上的对立面。

崔浩与鲜卑贵戚关系紧张，政见不合，而高允却与之过往甚密，两人的态度截然相反，这是高允与崔浩之间关系的疑点之二。

二 

高允与崔浩之间关系的实情究竟如何，则是下文需要进一步详加辨析之处。从表面而论，渤海高氏、清河崔氏两族乃是世交，两人都擅长天文历法卜筮之学，长于经术，其家族的文化传承有着相似之处。两人曾共同研讨历法得失，多有往来，崔浩赏识高允的史才，奏请其参修国史，而高允也险些受到国史之狱的牵连，如此看来，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颇为亲近。但奇怪的是高允入仕之前曾隐居近三十年，入仕之后为中书侍郎不得徙长达二十七年，但对于高允仕途上的种种不顺，贵为司徒、以提携汉族士人闻名的崔浩却无动于衷，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详绎史传，更可发现崔浩非但未曾对高允的仕途加以提携，更两度妨碍渤海高氏的仕进之途。

初，李灵为高宗博士、谘议，诏崔浩选中书学生器业优者为助教。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给事高谠子祐、尚书段霸兒侄等以为浩阿其亲戚，言于恭宗。[15]

卢度世之父卢玄为崔浩外兄，[16]李敷之妇为崔浩弟女，[17]两家皆为崔浩姻亲，崔浩此举包庇姻亲，任用私党，颇为时人所垢病，而因此利益受到直接损害的就有渤海高祐，高祐为高展之孙，高允的从祖弟。可见崔浩为维护其亲属之利益，不惜牺牲其他大族的利益，也可知崔浩、高允之间虽然颇有交往，但渤海高氏与清河崔氏之关系，与范阳卢氏、赵郡李氏等姻亲家族相比还是略显疏远。更可关注的是崔浩的另一举动则直接妨害了高允本人的仕途。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18]

对于此事，论者多以为先招之人多为代人或寒士，而后招之人皆为大族，崔浩此举目的在于排斥代人，援引汉人大族，其实未然。《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此事时曾指出：先征之人，谓游雅、李灵、高允等。[19]胡注素以精审著称，当有确据，而笔者再核之以当时的史实加以考订。当时代人多聚居于平城附近，并未分散于河北各郡中，且代人仕宦未必需要经过州郡征辟的程序，那么所谓的先招之人亦当是汉族士人。此事发生于拓跋晃监国时期，拓跋晃监国始于太平真君五年（444），上距神䴥征士已有十三年，据张金龙先生的研究可知，神䴥征士的三十五人，宦途多不畅达。[20]其中情形与拓跋晃所谓的在职已久，勤劳未答，颇为契合。考察神䴥征士诸人的仕宦经历，起先多担任中书侍郎、秘书郎等职，后方补州郡外职，与拓跋晃所言先补前召者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仕宦路径相一致，而崔浩坚持以新召之人先补郡守之职，实际上是堵塞了先召之人的迁转、擢升之途，高允为中书侍郎二十余年不徙官，当与崔浩的这一政策有关，据此胡三省此注当可信从。可知先招之人亦是出自河北大族，崔浩此举只是为了任用与其关系更为密切的大族来取代其他大族而已。由此可见，在高允的仕宦过程中，崔浩非但未能有所臂助，反而起了阻碍的作用。

究其原因，乃是崔浩与汉人士族之间的关系本有亲疏之别。美国学者霍姆格伦曾经指出崔浩在政治上所引用的主要是与其有姻亲关系的那些大族，而与清河崔氏的其他房支则关系疏远，并未能有所提携。[21]逯耀东先生对于北魏士族通婚关系的研究也表明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是一个通婚圈，而广平游氏、河间邢氏、博陵崔氏、顿丘李氏、渤海高氏则属于另一个地位稍低的通婚圈。[22]由此可知，崔浩在政治上对于汉人大族的引用是经过选择的，其重点扶持的对象是那些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大族，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其他大族的利益，这与一般所认为的崔浩是汉人士族领袖的印象可谓有相当大的距离。[23]不但如此，一旦有其他汉族士人试图挑战崔浩的地位，崔浩对于政敌的整肃亦是不遗余力，毫不留情，其对于赵郡李顺的迫害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例。[24]正是由于关系上有亲疏之别，在北魏一朝以敢于直谏而闻名的高允明知崔浩为政多失，树敌过多，难免杀身之祸，却从未当面予以指正，仅在背后私下与人慨叹：“崔公其不免乎”。[25]

而崔浩与渤海封氏交恶一事，或许也给高允与崔浩之间的关系投下了阴影。渤海高氏与渤海封氏两族出于同郡，乡里相望，过从甚密，这两个家族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前燕时期。高允之父高韬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26]可知高韬一支与封懿一支关系尤为密切。而与崔浩交恶的是封懿之子封玄之，由于高、封二族本是世交，兼为同乡，高允当与封玄之熟稔。起初，清河崔氏与渤海封氏关系密切，崔浩之弟崔览娶于渤海封氏，[27]封氏本属于崔浩极力提携的姻亲家族中的一员。而崔浩与封玄之之间为何突然交恶的原因已不可考，但在两人交恶之后，崔浩对于渤海封氏家族不遗余力地加以整肃。封玄之因坐司马国璠谋乱伏诛，明元帝念及旧情，本答应宥其一子，崔浩却刑其嗣子封磨奴为宦人。[28]须知中古大族，最重世系绵延，崔浩此举使得封懿一支绝嗣，其手段可谓酷毒至极，此时高允虽尚未出仕，但当会对此事有所耳闻。崔浩以如此手段对待曾与其有姻亲之谊的渤海封氏，其顺昌逆亡、排斥异己的政治手腕，作为与封氏、崔氏两族皆为世交的高允，恐怕也不能无动于衷，若因此对崔浩生出些许芥蒂，亦是可以想见之事。以上便可解释笔者提出的高允与崔浩关系的第一个疑点，即崔浩为何未曾在政治上对高允有所提携，从中也可了解到高允与崔浩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人们一般以为的那样亲近。

 三

而高允与崔浩之间最大的裂痕，则与当时的佛道之争有关。高允笃于佛教，少年时更曾遁入空门，[29]而崔浩为天师道世家，是太武灭佛的主导者。[30]两人在佛道之见上的分歧虽未见诸于史籍的记载，却颇有蛛丝马迹可寻。

牟润孙先生曾指出崔浩之死表面上是缘于国史之狱，其背后有明显的佛道之争的背景，并指出崔浩之死幕后之人就是笃信佛教的太子拓跋晃，[31]而高允恰恰是拓跋晃的主要谋臣。高允与拓跋晃之间的关系始于其奉太武帝之命为太子讲授经学，甚见礼待，[32]太平真君五年十一月，太武帝命太子拓跋晃监国。北魏太子的监国制度为明元帝所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克服游牧文化中兄终弟及的传统，提前将政治权力移交给太子，从而保证太子能够顺利继位。太武帝命拓跋晃监国，其目的亦是如此。[33]中国古代标榜以儒家之道治国，太武帝命高允授经于拓跋晃，表面上是传授儒家之学，而实质上是要高允为太子讲授治理国家的方略，对其进行政治教育，辅佐太子处置政事，帮助太子积累政治经验，所以高允为太子讲经的时间当始于太平真君五年前后。通过为太子讲学，高允深得拓跋晃的信任。在拓跋晃监国之后，高允中书侍郎的身份，处于权力的中枢，便于参与机密，而崔浩虽为辅政的六大臣之一，但其政见多与拓跋晃不合。在此情形下，高允实际上是拓跋晃最重要的谋臣之一，而高允也多次直言规谏拓跋晃为政之失，可见两人之间君臣相契，关系颇为亲近。

史载拓跋晃素敬佛教，[34]而高允本是佛教徒，且曾授经于拓跋晃，笔者颇疑拓跋晃对于佛教的兴趣或是受到了高允的影响。拓跋晃与崔浩之间矛盾背后的佛道之争在处置凉州高僧玄高一事中暴露无疑。

时魏虏拓跋焘僣据平城，军侵凉境，焘舅阳平王社超请高同还伪都。既达平城。大流法化。伪太子拓跋晃。事高为师。晃一时被谗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罹枉苦，何由得脱？”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乃梦见其祖及父。皆执剑烈威。问汝何故信谗言？枉疑太子！焘惊觉大集群臣告以所梦。诸臣咸言，太子无过，实如皇灵降诰。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35]

据《高僧传》所载，此事之后，太武帝即下诏令太子监国，据《魏书·世祖纪》令拓跋晃监国诏下于太平真君四年十一月，此事发生当在此之前。此事颇有神异色彩，其过程或难据信。[36]但《南齐书·魏虏传》、《广弘明集》皆记有此事，可见此事流传甚广、影响很大，[37]当非空穴来风之说。

杜超将玄高请至平城，可知其本人亦崇信佛教，高允的出仕本缘于杜超的辟举，两人之间关系密切。而高允与杜超皆参与了平定凉州之役，笃信佛教的高允当也与玄高熟稔，日本学者荒牧典俊认为高允的佛教思想曾受到了凉州佛教的影响。[38]笔者颇疑玄高与拓跋晃之关系，乃由高允从中牵线。而崔浩对于拓跋晃监国，夺其权力的局面颇为不满，因而伺机挑拔。

时崔浩、寇天师先得宠于焘。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乃云：“太子前事实有谋心，但结高公道术故令先帝降梦，若不诛除，必为巨害。”焘遂勃然大怒，即敕收高。[39]

可见玄高事件的背后的关节点在于崔浩与拓跋晃之间的权力斗争。若从上下文意加以推断，恐怕前文所谓试图动摇拓跋晃太子之位者亦是崔浩。此回合固然是崔浩占了上风，并借此推动了灭佛之议。但其与拓跋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也为后来的国史之狱埋下了伏笔。而高允无疑对崔浩的废佛之举持鲜明的反对立场。高允与另一位出自凉州的高僧惠始生前过往甚密，太平真君六年（445），在崔浩的影响下，太武帝已逐步开始排斥佛教，下令僧人不得葬于城内，因此惠始不得不改葬于南郊之外。在此情况下高允仍然为其作传，颂其德行。[40]无疑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自己反对废佛的立场。而玄高的弟子，后来成为北魏复兴佛教关键人物的昙曜此时也受到拓跋晃的礼遇，[41]处于其庇护之下，可见太子拓跋晃门下聚集了一个崇信佛教的小集团，而高允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佛道异见是崔浩与高允关系中的疑点之三。

四 

前文已经详细胪列了高允与崔浩之间在表面上关系密切的背后所蕴藏的种种芥蒂，甚至如果撇开崔浩曾推荐高允参修国史一事不论，高允在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其他活动基本上都是处于崔浩的对立面，而真正与其过往甚密的政治人物几乎又都是崔浩的政敌。这不得不使笔者对崔浩与高允之间的真正关系产生了怀疑。

无论崔浩之死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较量，无可否认国史之狱是置其于死地的导火线。但是这种文字狱的罗织需要极其深厚的汉文化修养，而处于崔浩政治对立面的鲜卑贵族如拓跋晃、长孙嵩之辈似乎均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崔浩监修国史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为何矛盾在佛道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爆发，其时机之选择颇可玩味。[42]可以想见罗织国史之狱之人不但要精通汉文化，而且更要笃于佛教，才会选择在此时机发难，而细考拓跋晃周围的人物，高允似乎成了重要的嫌疑对象。[43]当然这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并无直接的证据可供证明。而且高允本人也几乎因国史之狱的牵连而送命，只是依靠拓跋晃的保护才侥幸生还，《魏书·高允传》中关于这一场景的描写极为传神，千载之下读之仍觉颇有生气，这无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反证，证明高允与崔浩之死并没有关联。

此次国史之狱在在秘书省的株连范围是“秘书郎吏以下尽死”，可知受到牵连的主要是秘书省的在职官员，如著作郎宗钦、段承根等人，[44]而其他曾经参与国史修撰，但后来改任其它职务的士人，如高允的从父高谠，与高允一起参修国史的张伟皆未受到此事的牵连，可见只要并非是秘书省的在职官员，一般都不会受到此事的牵连。高允大约在太延五年以后，与好友张伟一起参著作，张伟随后转任散骑侍郎，并未受到国史之狱的牵连。[45]而高允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其在太平真君三年（442）转任秦王傅，不知是否保留了著作郎的头衔，但史载高允太安五年（459）为中书令，著作如故，[46]似乎暗示他一直带有著作郎的头衔。但高允在太平真君三年（442）以后的先后受命为太子讲经，参定律令，实际上已脱离了修史的工作，而崔浩也援引了宗钦、段承根、阴仲达等凉州士人襄助修史，高允受此事的牵连完全是因为他尚带有一个著作郎的头衔，而并非因其与崔浩关系密切。此次株连范围虽然极广，但太武帝却丝毫未顾及到各人在国史修撰的所起的不同作用，只是将秘书省的官员全部株连了事，而未及其他，可见此决定是在盛怒之下做出的，并非理智的政治行为。假设高允在背后参与了罗织国史之狱，恐怕也未曾逆料到太武帝在盛怒之下会牵连无辜，将自己也牵涉其中。

而种种迹象表明，高允虽受此事牵连，但其所面临的危险绝非如《魏书》所渲染的那样严重。高允甚至还受命草诏夷崔浩五族，虽说草诏本是中书侍郎的职责所在，但让一个涉案之人来草拟诏书未免太过离奇，而况北魏中书侍郎常置四人，[47]高允之外尚有其他可以担此责任之人。更为奇怪的是崔浩死后，高允受敕收浩家，[48]这实际上是让高允主持清查崔浩的工作，监国的拓跋晃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进一步整肃政敌崔浩的机会，高允的这项使命当是出自于拓跋晃的推动。清查的一个重要目的便在于进一步收集崔浩的罪状，如果高允是牵连于崔浩案中刚刚脱罪之人的话，来承担这项使命就显得颇为滑稽了。而高允确实也不辱使命，发现了崔宏本欲投奔南朝的证据，无疑为清河崔氏增添了一条重要的罪名。[49]这不由让笔者对《魏书·高允传》那段栩栩如生的记载产生了怀疑。如果考虑到高允是崔浩死后，一直是北魏修史工作的主要负责人，[50]我们有理由怀疑魏收看到的关于国史之狱的相关记载皆是经过高允之手的整理与润饰。而且这种怀疑并非毫无根据，整个《魏书》关于国史之狱的记载，都带有明显的贬崔扬高的倾向，如描写受审之时，崔浩声嘶股战不能言，而高允则是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51]两人之间的高下，其中之褒贬，可谓一目了然。尤为明显的是《魏书·崔浩传》中所载：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也。[52]其笔法是明显是站在亲佛教的立场上，宣讲因果报应，指责崔浩之死皆是缘于灭佛之恶业，颇让人怀疑此段记载本是出自佛教信徒的手笔。[53]《魏书》关于国史之狱的记载具有如此明显的褒贬之义，难免使人对站在历史背后的书写者的身份、立场和目的产生了怀疑。[54]

笔者本文无意故作惊人之论，以证成高允乃是崔浩之死关键人物这一假说。受制于史料的不足，对此问题只能提供大胆的假设，但在小心求证的道路上却是困难重重，难成定谳。笔者所试图提供的是一种理解崔浩之死这一复杂谜案新进路，即不再将崔浩为首的汉人士族视为一个毫无区分的整体，最近十余年来，学界对于北朝史研究中“汉化”的命题有着相当的反思，并对以“汉化”与“反汉化”为中心线索勾勒北魏政治史的传统论述所具有解释力有较多的质疑，而北魏前期的政治史素以晦暗难明而著称，很多聚讼已久的问题其实在现有的史料条件下很难得到有足够说服力的结论，但如果我们稍稍偏离胡汉对立的传统叙事，注意到汉族士人、鲜卑贵戚内部复杂的分合关系，[55]或可为观察北魏前期政治史提供一些新的维度。本文中所提出的高允与崔浩之间关系的几个疑点，皆有坚实的证据可供依凭，从中也可切实的反映出在北魏胡汉杂糅的复杂政治局面中，两个汉人大族不同的人际网络与应对策略。清河崔氏是典型的魏晋高门，而渤海高氏则是在西晋末年才开始慢慢崛起的地方大族。这种身份上的差异，使得清河崔氏往往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央，而渤海高氏则更多的扮演配角，或许正是这种社会地位上的不同在潜移默化之中造就了两个家族迥然相异的政治风格。名扬四海的清河崔氏成就了崔浩的咄咄逼人，而相对地位较低的渤海高氏，在政治上对北魏政权更具有依赖性，更需要借助皇权的力量抬升家族的社会地位，所以其在与鲜卑贵戚的交往过程中，并无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自我期许，而能与鲜卑贵戚平等相待、相处甚欢，成为能被胡汉双方所共同接受的政治力量，这也是高允能最终能取代崔浩成为北魏政权中汉族士人代表人物的关键所在。

但另一方面，在十六国北朝政治中，所谓魏晋高门与新进士族之间的高低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如清河崔氏这样有魏晋先世可供凭依旧族，真正能保全、提升其家族地位的可靠方式依然是与各胡族政权的政治合作，所谓的冢中枯骨终究不过是一种缘饰性的谈资罢了，更有不少如渤海高氏那样原本普通的地方大族，借助周旋与不同胡族政权之间经历，甚至在离开乡里、转徙异地的过程中，逐步提升了政治、社会地位，完成了士族化的过程，[56]但两者对于皇权的依附性是同一的。其实无论高允是否与崔浩之死有关，都无可否认他是崔浩死后政治上最大的受益者，高允借此取代了崔浩的地位，成为北魏政权中汉人大族的代表人物。高允在度过了仕途坎坷的前半生之后，时来运转，逐渐上升到了中书令的高位，成为北魏政权中的重要一员。而渤海高氏也正是借助于高允的政治影响力，开始了迅速上升的历程，逐步完成了从地方大族向士族高门的转变。

注释：

[1]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有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20－158页；牟润孙：《崔浩与其政敌》，《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80－93页；王伊同：《崔浩国书狱释疑》，《〈魏书·崔浩传〉笺注》，《王伊同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50－120页；周一良：《崔浩国史之狱》，《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342－349页；逯耀东：《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从平城到洛阳》，中华书局，2006年，第71－95页；宋德熹：《试论崔浩国史之狱事》，《兴大历史学报》第3期；何德章：《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范家伟：《北魏正朔与崔浩国史之狱》，收入周樑楷编：《结网二编》，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第181－220页；陈识仁：《崔浩案外二题》，收入黄清连编：《结网三编》，稻乡出版社，2007年，第27－64页。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可参见刘国石：《近20年来崔浩之死研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9期；陈识仁：《北魏崔浩案的研究与讨论》，《史原》21期；张金龙：《学界有关崔浩死因的观点》，收入氏著《北魏政治史》（四），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45－367页。

[2]《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附高瞻传》。

[3]《资治通鉴》卷103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八月条。

[4]《魏书》卷24《崔宏传附崔徽传》。

[5]《魏书》卷48《高允传》。

[6]《魏书》卷48《高允传》。

[7]《魏书》卷48《高允传》。

[8]《魏书》卷17《乐安王范传》，《魏书》卷48《高允传》。

[9]《魏书》卷17《乐平王丕传》，《魏书》卷28《刘洁传》。

[10]《魏书》卷18《东平王翰传》，《魏书》卷48《高允传》。

[11]《魏书》卷83《外戚杜超传》。

[12]《魏书》卷17《乐安王范传》，《魏书》卷17《乐平王丕传》。

[13]《魏书》卷28《刘洁传》。

[14]《魏书》卷28《刘洁传》。

[15]《魏书》卷46《李訢传》。

[16]《魏书》卷47《卢玄传》。

[17]《魏书》卷55《刘芳传》，《魏书》卷63《宋弁传》。

[18]《魏书》卷48《高允传》。

[19]《资治通鉴》卷125宋文帝永嘉二十七年四月条胡注。

[20]张金龙：《从高允〈征士颂〉看太武帝神䴥四年征士及其意义》，《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19页。

[21]Jennifer Holmgren：The Making of an Elite: Local Poli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Northeastern China，Marriage，Kinship and Power in Northern China .Published by Variorum, 1995, pp1-79.

[22]逯耀东：《拓跋氏与中原世族的婚姻关系》，《从平城到洛阳》，第203－208页。

[23]逯耀东已指出崔浩所鄙视的代北大族和中原小族结合成了一个反对他的集团，《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从平城到洛阳》，第88页，只是反对崔浩的汉人未必皆是中原小族，而崔浩与其他汉人士族间微妙的分合关系，在过去在胡汉对立叙事中多少受到了遮蔽，另外如下文所论，崔浩的反佛立场也是他与很多汉人士族疏离的重要原因，即使从崔浩家族而论，其妻郭氏，从弟崔模、崔赜皆崇佛，《魏书》卷35《崔浩传》，因而以崔浩为中心，构成了一个以婚宦、交往紧密结合的士族政治网络这一传统印象是存在颇多疑问的。

[24]《魏书》卷36《李顺传》。

[25]《魏书》卷48《高允传》。

[26]《魏书》卷48《高允传》。

[27]《魏书》卷24《崔玄伯传附崔宽传》。

[28]《魏书》卷32《封懿传》。

[29]关于高允佛教信仰的研究可参见荒牧典俊：《北魏の忠臣高允佛教思想につぃて》，《东方学报》第72册，2000年。

[30]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20－158页。

[31]牟润孙：《崔浩与其政敌》，《注史斋丛稿》，第80－93页。

[32]《魏书》卷48《高允传》。

[33]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14－130页。

[34]《魏书》卷114《释老志》。

[35]（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410页。

[36]有学者就对此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何德章：《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

[37]《南齐书》卷57《魏虏传》，《广弘明集》卷2《归正篇》，卷8《辨惑篇》皆记有此事，各处记载文字、详略略有不同，大意相似。

[38]荒牧典俊：《北魏の忠臣高允佛教思想につぃて》，《东方学报》第72册，2000年。

[39]（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1《释玄高传》，第411页。

[40]《魏书》卷114《释老志》。

[41]《魏书》卷114《释老志》；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4－357页。

[42]崔浩请立石铭，刊载《国书》与国史之狱爆发两事间的关系至今仍颇有疑问，从时间上来看两件事至少隔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其直接的因果关系能否成立值得怀疑。而崔浩最初刻石刊布国史之举更曾得到拓跋晃本人的首肯，见《魏书》卷35《崔浩传》，而拓跋氏曾有制作玄石图谶，借助石刻的公开性宣示天命正统的先例，何德章怀疑玄石图本为崔浩所置，参读氏著《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而刻于天郊东三里衢路边的国史，从其安放的位置和规模来看，最初多少也带有宣示北魏皇权正统性的意图，参读范家伟：《北魏正朔与崔浩国史之狱》，《结网二编》，第198－218页。

[43]张金龙也指出国史之狱的爆发，需要一个熟悉汉文化的人上下其手，其提出的怀疑对象是宗爱或是赵郡李顺家族的某一成员，《北魏政治史》（四），第342－343页。

[44]《魏书》卷40《宗钦传》，《魏书》卷40《段承根传》。

[45]《魏书》卷84《儒林张伟传》。

[46]《魏书》卷48《高允传》。

[47]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编》，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48]《魏书》卷24《崔玄伯传》。

[49]《魏书》卷24《崔玄伯传》。另《魏书》卷35《崔浩传》云：“浩伏受赇”，而所谓受贿的证据也很有可能是收其家时发现的。

[50]关于北魏一朝修史的过程，可参读陈识仁：《北魏修史略论》，收入黄清连编《结网编》，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233－274页。

[51]《魏书》卷48《高允传》。

[52]《魏书》卷35《崔浩传》。

[53]陈识仁指出崔浩因反佛而遭现世之报的故事在各种佛教史籍中被反复渲染强化，成为后世佛教徒宣教的手段之一，《崔浩案外二题》，《结网三编》，第27－45页。而将北魏国史改写成纪传体的李彪，大约是对于《魏书》形成贡献很大的人物，而时总其成者乃是出自渤海高氏的高祐，而高祐便是上文所云曾为崔浩所排抑者，自当在国史扬高而贬崔。

[54]佐川英治对于《魏书》编纂的研究，主要从史料批判的立场出发，检讨《魏书》记事的可靠性，认为强调汉化的《魏书》叙事，与魏齐革命的政治背景有关，《东魏北齐革命と〈魏书〉の编纂》，《东洋史研究》64卷1号，2005年。

[55]其实在既往的研究中，往往倾向于将汉族士人视为一体，而对胡族内部的差异已有足够的注意，但值得怀疑的是传统的以“汉化”与“反汉化”来划分鲜卑贵戚政治立场的思路是否足以解释鲜卑内部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56]流亡于前燕政权的汉族士人群体构成了北朝汉人士族一个重要源头，但这些汉人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往往是在迁徙中实现的，与辗转出仕多个胡族政权的政治经历有关，而非完全依赖静态的乡里势力，参读罗新：《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7－156页。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期。

编者按：【因格式问题，本文略有调整，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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